
《意見》出臺,柳傳志喜出望外。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馬鉞 攝影:鄧攀
“喜出望外”,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這樣對《中國企業家》描述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后的第一感受。
因為歷史的原因,企業家對中國經濟建設的作用和地位,一直沒有得到明確,柳傳志表示,現實中總有聲音稱企業家是“兩極分化、官員腐敗的根源,破壞環境的罪魁禍首”,這讓他和其他一些企業家曾經感到緊張和焦慮。而《意見》的出臺,“非常響亮的告訴了廣大老百姓,也告訴了企業家們——你們不但是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而且你們企業的發展和中國的富強、和中國夢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柳傳志透露,《意見》出臺前,雖然沒有專門開過座談會,但“工商聯的領導專門找我談過三個小時,各方面的意見都征求過。”在《意見》出臺后,柳傳志和馬云微信溝通,“都覺得這件事特別好。企業家這個階層應該講主流是好的,是非常健康的,這是我們共同的認識。我們特別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意見》在十九大前出臺,柳傳志認為,這個時機非常重要。中國本身消費市場龐大,但制造業、服務業面臨轉型考驗,柳傳志表示,這時候中國經濟整體就需要創新,需要破而后立,“如果十九大以后再往下拖得時間長了,下不了決心從供給側真正做出改革,還是走以前的老路,拼命擴大產能茍延殘喘,那樣做肯定是死路。”如果此時企業家看不到政府破而后立的決心,就會產生很多問題,比如資產外流等等。
柳傳志表示,在這個時候,《意見》的出臺,為企業家樹立了信心,讓他們更加愛國。如果在十九大之后政府服務更加高效,各方面資源配置在一起,那可能就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讓中國的經濟呈現新的面貌。
《意見》的出臺固然令企業家們欣喜,但如何落實是企業家們更關心的問題。柳傳志表示,《意見》本身是指導性文件,具體做起來還是要看各個部門、各個地方政府領導怎樣對待。
柳傳志說,要讓《意見》精神真正落實,需要政府和企業家兩方面來共同推動。企業家要和政府多溝通,政府官員要將落實精神提到一定高度,修改舊的法律法規。“這個過程本身我覺得可能主要矛盾是在政府這邊。”柳傳志指出,政策本身畢竟有很寬的余地,官員怎樣能有積極性落實,這里面可能還有個過程。
柳傳志對文件中的具體兩條印象深刻。一條是第八條,談到了怎樣最好能綜合執法代替多頭執法。柳傳志表示,多頭執法“某些部門帶有點尋租的方式,事情就拖下去了;綜合執法,可以讓政府內部自己協調。”
柳傳志講了聯想當年碰到的一個例子。“1992、93年,我們在深圳的一個工廠,要搬到廣東的惠州,惠州接納我們,我的要求就是一個政府的辦公室來管我們的生產,不要工商局什么的都來管,你要同意這個條件我們就搬。后來惠陽市就專門建立了一個辦公室。聯想的業務就開展的非常順利。”
另一條令柳傳志印象深刻的條款是22條:重大經濟決策主動向企業家問計求策、聽取意見,并保持涉企政策穩定性和連續性。柳傳志指出,企業家需要不斷和政府官員進行良好溝通,否則有的省份會做起來是一個樣,在某些省份又是另外一個樣,政府能夠主動組織企業家開座談會,對《意見》精神的落實情況進行監督了解;在制定具體的法規之前,歡迎企業家來參與,“這個我覺得就是好的辦法。”
柳傳志回想以前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絕大部分政策法規都是為計劃經濟體制設計的,柳傳志等第一代企業家幾乎每天都會和這個體制有所碰撞,每一步都踩在紅線邊緣,“你不能踩在紅線的外邊,要出事,但是你要完全安全,那就一步也走不動。”老柳感慨,為什么中國今天能發展的這么快,就是由于把那些老的法治法規整個推翻了,打破了,才把中國人的生產力釋放了出來。“但這里面還有空間,還有的地方被捆著,而這個我覺得相對來說跟那個比,那就是少數了,是比較小的一部分。”
柳傳志認為,整個國家的頂層設計非常重要,“黨要管人才,人才是第一位的,有了這些人才以后,(需要解決的是把)各種各樣的人才往哪兒輸送。像好多省發展的非常快,那確實省里的領導就是人才。真的去了一個特別敢干肯干的領導,那個省實際面貌會發生變化,這是我們親眼見的。”柳傳志表示,“這個文件固然很重要,但是我相信,(《意見》)應該是十九大以后的諸多頂層設計文件中的一個子文件,總文件本身應該把這部分人調動起來以后,還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這是我們在底下這么看的。”